日前，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——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正式印发。其中，关于完善土地管理体制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内容都已有不少分析。但其实，《意见》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，其突破性意义更不容低估。
它标志着数据正式被纳入生产要素范围。也就是说，对经济发展而言，数据已经变得和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。
而同样在近日，阿里巴巴推出一个大动作——时隔11年重启“春雷计划”，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突围。一定程度上，这也可以说是对数据要素顶层设计的一种实践呼应。因为在全新的数据要素时代，衡量一个地方的竞争优势，不再只是与港口、高铁枢纽、航空港的距离，更要看与互联网的距离、对数据要素利用的效率。阿里巴巴利用20年来沉淀的数字化能力，助力中小企业创造新供给、激发新需求、促进新贸易，其实也是对地方数字化转型的一次对点帮扶。目前，该计划已经在浙江、重庆两个地区落地。可以预见，未来区域竞争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将体现在数字化转型竞赛上。“春雷计划2020”，具体有五大方面16项扶助措施，包括外贸升级线上突围、助力外贸开拓内销、打造数字化产业带、智慧网络助农兴农、金融支持“再扶一把”。浙江是阿里巴巴的“发源地”，民营经济、外贸发达，但受疫情和全球外贸形势影响，也必须直面转型压力。重庆作为传统工业重镇，汽车等主力产业受制于大环境的变化，早就走到转型关口。
这几年重庆为自己开出的是智能化转型的方子，与阿里合作推进数字化转型，可以说异曲同工。
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，武汉，作为疫情重点地区，眼下正处于全面“复苏”阶段，也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突出方向：
武汉秭归脐橙通过淘宝直播出鄂；李佳琦联手央视主持人朱广权直播一晚卖出4014万元的湖北农货；36万个街边小店享受网商银行一个月的免息贷款……
很明显，武汉与阿里抱团，既是解当下之困，也是着眼于长远的弯道超车。
从长三角到中西部的山城，江城，浙江、重庆、武汉与阿里巴巴的合作，都表现出地方政府对数字化转型的快速反应能力。东中西地区一起行动，也颇具象征意味：加速数字化转型，不管是在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地区，不管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内陆，都具备了相当的共识。而疫情的压力，起到了加速器和催化剂的作用。面对这轮新的挑战和机遇，没有地方可以无动于衷。慢半拍，就可能错过一个时代的风口。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，过去几年还时常出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争，但近两年这种争论已经越来越少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不少地方向互联网、数字经济的加速靠拢 。一线城市中，本身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孵化基地的北京自不用说，深圳也自带互联网基因。而上海和广州两座在互联网基因上相对欠缺的一线城市，这几年也没闲着。前者，近几年也与阿里等都有重大战略级合作，同时也孕育了多家自己的互联网企业；后者，最近高调提出要打造直播电商之都。一批有“野心”的二线城市，同样表现出了对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极大兴趣。成都一直是内陆地区的互联网重镇，手游产业直逼一线，并且设立了全国首个新经济委员会。哪怕是在成渝双圈时代，也将新经济放在突出位置。
就在前段时间，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和重庆两江新区明确，将推动两地数字经济资源整合。贵阳凭借大数据产业，更是直接颠覆了自己在全国的形象。而骄傲如宁波、青岛等老牌港口城市，最近也与互联网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。哪怕是沉寂的东北，也是在跟阿里签署战略合作之后，让外界感受到”投资正过山海关”。可以看出，一座城市与互联网、大数据的距离远近，和发展活力大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。互联网和数字经济，在眼下虽然不能等于全部，但缺席的城市，在发展上难免更被动、更“低调”。可能在一些人看来，阿里这样的互联网企业，只是一家电商平台，它的价值主要是聚合流量。但其实，眼下的电商巨头，已经是实实在在的数字化生态系统。这次的“春雷计划”，一个很重要的发力点就是帮助地方打造数字化产业带。在浙江知名产业带区域建立100个产地直播基地；通过C2M超级工厂计划打造100个销售过亿的工厂；在浙江制造业发达地市定向扶持5个产业带，实现销售破1亿单。
在重庆知名产业带区域建立20个产地直播基地；合力推进“C2M超级工厂计划”，联合相关部门打造20个销售过亿的工厂；共同在南岸、江北、渝北等制造业发达区县以及两江新区定向扶持培育3个产业带。
可以看出，“春雷计划”要做的事情，远不只是帮助更多企业实现线上销售，而是要重塑生产方式，助力产业的数字化。
换种说法，数字化转型是生产方式的革命，犹如蒸汽机、电气时代的工业革命一样。那么，谁远离、滞后这种进程，当然就只能落伍。2017年，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.2万亿元，占GDP比重达到32.9%，对GDP的贡献率为55%；
2018年，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.3万亿元，占GDP比重为34.8%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7.9%。
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别于2008年的“铁公基”模式而言的，它主要体现在5G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。新基建的本质，其实就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是为数字化转型打基础。而与前一轮大基建主要由财政兜底的方式不同，新基建的投资更趋多元化，相关技术也更多掌握在企业手中。所以，推进新基建，除了争取政策支持，各城市也必然需要寻求与大的互联网企业的合作。这句话是从生产方式的变革趋势而言的，但将它放到区域竞争的角度，同样成立。近现代的城市发展，最初就是资源型城市的崛起，而后是交通区位变得更重要。比如，2008年的4万亿“老基建 ”投资，就直接加速了郑州、武汉、西安、成都、重庆、合肥等一大批内陆高铁枢纽城市的崛起。
时隔11年后，应对新的发展危机，阿里重启“春雷计划”、新基建代替“老基建”，也预示着另一个城市发展风口正在到来。只不过，这一次它的推手，不是传统资源，也不是可见的港口、高铁、航空枢纽，而是看似无形的互联网和大数据。一如2008年后的高铁狂飙，大大重塑了城市格局，这一次的新基建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，也绝不只是关系眼下的危机应对。数字化转型，到底如何改写目前的城市格局，一切待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将是2008年后最重要的城市洗牌窗口。抓住机会的城市，不仅有助于顺利渡过眼下的难关，更可能确立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先机。一是，国家发改委印发的《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》，专门提到实施新型智慧城市行动，完善城市数字化管理平台和感知系统。
二是，差不多同一时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央网信办印发《关于推进“上云用数赋智”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》，其中提出：打造数据供应链，以数据流引领物资流、人才流、技术流、资金流。
换言之，未来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才、技术、资本，都将靠数据“导流”——数据的重要性，无需再解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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